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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邀请》——我只知道我一无所知？

人类不可能找到绝对真理，因为它是超越于每个人具体的思维的……因为它根本不构成一种视角。

——桑塔亚纳

生命充满着一个个问题。从小时候开始，我们就从仰望星空开始，不断提出新的问题。我是谁？世界是怎样的？我应该如何做才能活得快乐？而认识这些问题，则是解答它们的首要任务。那么，我知道什么？我不知道什么？如何才能了解并获取需要的知识？

知识从哪里来？废话，学过中学政治的我们当然被教授了一套“物质是世界的本原，世界是物质的世界，物质决定意识”，可幸的是，这个断言似乎是正确的。没有客观存在的物质，我们就没办法得到我们需要的知识，不管是化学还是物理。但是，我们究竟是怎样认识这个世界呢，或者说，我们通过什么方法了解世界？而这种方法又有多可靠呢？

我知道圣诞老人会在放在床头的袜子里装上孩子想要的礼物，是别人告诉我的。我也曾听说，有多羟基机构的化合物遇到氢氧化铜会有绛蓝色的现象。当然也有另一种得到知识的方法。就是从自己实践的经验总结得出。例如我知道什么是疼痛，因为我亲身感受过头撞到墙壁的感觉。

但是我怎么知道，关于圣诞老人的传言是真是假？你可能说下一个圣诞节你尝试一下将袜子放在床头并祈祷不就知道了吗。然而你又怎样知道，这一切不是如同《黑客帝国》里面所描述的，世界只是电脑虚幻出来的？由此似乎可以归纳出，这个世界的一切一切都是不可靠的，难道我知道的只有我一无所知？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先回头看看我们遗留的东西。前面说到，为了得到知识，我们有两种方法。一是通过被告知，一是通过自己实践。但从根本上，我们认识某样事物，都是以我们的知性范畴与感性形式结合起来的方式进行。这就是康德的“先验唯心论”，他“区分了事物的表象，即‘现象’（pheomena），和食物的本身，或称‘本体’（noumena）。本体是不可知的，他认为，只能间接地精有无论何种现象进入我们的认知范围。事物的表面特征则由那些凭观察者所好作用于它们的人之官能来刻画。”（尼古拉斯·费恩，《哲学：对最古老问题的最新解答》，新星出版社，2007，p.103）而在生活当中，我们运用的是理性。我们把“将自认为知道的东西作为正确的东西接受下来之前寻找和斟酌论据的做法”成为理性。隐藏在这段文字背后的语句是，理性就是在经验和逻辑准则的基础下的推理。

运用理性的例子之一：我通过很多次努力尝试并且从别人那里获得必要的信息，加以综合思考之后，认为圣诞老人不会往我的袜子里塞礼物，这样做的真正“元凶”是老爸老妈。理性虽然受到主观条件的限制，但普遍性确是理性的根本特征。因为我的一些信念的理性的依据，与很多人都是相同的，正如大部分人都会承认成熟的苹果是甜的。

有了理性这一工具，我们就可以应对“我只知道我一无所知”这个断言了。实际上“我只知道我一无所知”是一种怀疑主义，它的主要观点是知识都是可疑，否定理性。虽然涉嫌狡辩，但我还是可以这样回答，怀疑主义者不都是相信自己对怀疑主义的信念吗？难道笛卡尔不是接受了“我只知道我一无所知”这个并不是“一无所知”的真理吗？这样的话，怀疑主义反倒连它自身都怀疑了。而为了证明理性不可能使人正确地认识事物，怀疑主义者不得不使用思辨的理性。而且，支持怀疑主义的不妨尝试一下费尔南多提出的方法，在铁轨上等待火车轧过又或者从高楼跳下，或许我们能怀疑一下死亡是否只是一种幻象。

接受理性，并不是因为理性不会犯错。而是因为相对于其他方法，理性能更好帮助我们认识世界。当然也有人质疑理性的普遍性，他们认为人无办法摆脱主观的影响、社会的坏境来进行理性的思考。我们的确不得不将文化、心理等因素考虑进我们的思考，但是我们也同时不能否认理性使用的范围之广，以至于我们可以断言，无论是在非洲还是美洲，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硫酸铜溶液遇氢氧化钠溶液还是会变蓝。

理性的另一位重量级对手，是拥有占世界人口78.52%（据2000年世界人口统计）的信徒的绝对真理。他们相信绝对真理是存在的，并且通过启示的方式来为人所知。事实上《圣经》就教导我们不要相信自己的理性认识，因为这在上帝面前是狂妄的，而要接受上帝的话语。只相信自己的理性在上帝眼中是人将自己竖为偶像的行径。因此上帝是不可证伪的，而理性的作用，反而是将我们过去所认为的对的提出新的论据来证伪。从这种角度看，理性是扳不倒上帝的。理性也与上帝有相同之处，理性的核心是我们相信理性能让我们更好地生活。这种信念与对上帝虔诚的信仰有相似之处。但对于理性的选择，是我们从不断犯错、改正而得出的“最不坏”的方法。对上帝的信仰，则可能是经历某一次挫折后对生命的感悟。而理性思考得出的结果，是可以更改的。我们不是已经将太阳系九大行星改成了八大行星吗？我们都可以通过讨论、论证来修改之前的结论。不过信仰不可能将信仰的对象彻底打倒吧。

如上所说，当我们运用理性的时候，就自然地与别人进行了沟通对话，即使对方是一本书，但在我们的思考中，也会让对方人格化从而达到“对话”的模式。我现在看着《哲学的邀请》一书，其实不也是在运用理性吸收或者排斥作者的理性思考吗。正是因为它具有普遍性，我们得以在一个平台、一个共同的根基上互相辩难，以推进思考的前进。

这就要求一种平等。我们所相信的真理的平等。“Men are created equally”，我们的真理亦然。即使费尔南多·萨瓦特尔是著名的哲学家，而我不过是一个无聊且经常被人鄙视的小朋友，但我们所相信的真理总是地位平等的而非根据实用价值的大小而又差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得以筛选出较好的真理。

在这样的预设上，我们通过理性的辩论、推理和审慎的思考，应该“将别人具有合理性的分量，吸收到自己的理性体系中”，唯有懂得理性说服别人，又学会自己被人说服，我们才得以发展理性而不需要比我们都更高一级的智慧要掌管绝对真理。因此，理性也是谦虚的理性。

死亡和太阳一样，都不能面对面地注视。 ——拉罗什富科公爵

自由的人绝少想到死；他的智慧，不是死的默念，而是生的沉思。 ——斯宾诺莎

    人之所以为人，正是由于他们具备了思想、实践的功能。而在死亡而言，则是人类对死亡的认知使人能够称之为人。当我年少之时，只是知道“我会死亡”这是一个必然，不肯也不会对死亡的意义进行思索。

    我以为，人所为的一切事情都尽是个人化的。无论是食饭、做爱甚或死亡。正如无人能替代你学习一样，无人能为你去经历死亡。不论你是否王公贵族、家财万贯，死亡的必然性也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甚至不能掌握死亡的方式，因为各种各样的意外、疾病最终使用同样的机制使人的生命走向终点。人所能影响干预的不过是死亡在一定时间区间内的先后而非死亡本身。

    动物有死与人类有死在生物学上是相通的，但人类却将他们自身的有死赋予了各种各样的或深层或表层的含义。因此人类对死亡的看法不尽相同。老庄面对死亡，是以“道”来顺应自然；卢克莱修认为幸福在于摆脱对神和死亡的恐惧，他以死亡之后对于活着的人无意义来劝诫世人不必害怕死亡。事实上死亡的过程即使痛苦（我对此十分怀疑）也不过是一瞬间的事情，人们惧怕的死亡的过程而是死亡之后无穷无尽的虚空。具有社会性的人无法面对灵魂的虚寂。要知道人生来便害怕寂寞，更何况是对死后的一无所知？

    宗教似乎提供了一条越过障碍的路径：对于死亡以后的承诺虽然存在着差异，但宗教都以人世间为蓝本绘就了一幅幅桃花源图。他们将这世上的真美善集中到“那个世界”，以安抚人对死亡的畏惧。

    另一方面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则认为死亡从未与我们相伴。死亡之前我们自然与它毫无交集，而一旦它降临，我们也就不复存在了。因此在他看来，小心谨慎的人不必因死亡而惴惴不安。除去某些宗教的信徒，又有多少人能确信死亡之后我们依旧拥有着意识，我们依然是“我们”的灵魂？

    宗教和哲学都为我们认识死亡提供了范本。前者认为人需要神性才能达至“另一世”，而后者却要求我们手握着“理性”回归生活。当然哲学家也有对死亡充满恐惧的。这些对死亡的寻思让我们在思考的层面上大有裨益。然而因死亡而困扰却一直从苏格拉底的时代一直延续到现代。孔子就以“未知生，焉知死”和“不语怪力乱神”来避免死亡的困惑。这不正也符合斯宾诺莎所言的“对生的沉思”吗？我们由此爱上智慧，踏上追求智慧的征途。

    从死亡身上可以引申出不少值得人们深思的话题。由于它本身与生命具有本质上的联系，即生的尽头便是死亡，我们面对死亡思考之时，免不了要将生命一并加以考虑。司马迁说死亡是人固有的，却因为各人生前的作为不同而拥有不同的意义。

    死亡促使了我们对生命的热爱，促进了我们对生命的反思。这是因为生命的稀缺性对生命于人的效用有相对作用。假若水资源是无穷无尽、随手可得的，即使水的作用无可替代，人们也会趋向认为水是“没有价值”的（当然这里的价值并非被严谨定义）。可供参考的一个例子是，在华东地区平平无奇的“白开水”到了西北荒漠则摇身一变，变成“菊花香水”之类的甘露。这并不是因为在华东的人不需要水，而是当水在大量充裕的时候它对于人的效用就显得相对小得多。而人类一直都着眼于那些稀少的事物，因而不会和水产生一种深厚的感情联系。生命也一样。人的生命若不是因为死亡的存在为它添上终点，我们就不可能对它如此敬仰，认为它可贵。因此我们对生命的深层次思考，都得因于死亡的存在。没有死亡，哲学家似乎不可能诞生了。

五月二日